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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球
2020-07-17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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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意外走红后,吴桂春打算抽点时间,像新闻记者一样,到东莞的工厂去走访一番,通过寻找第一手资料,了解工厂为何倒闭,打工者为何失业。
今年54岁的吴桂春来自湖北,在东莞打工已经17年。受今年疫情影响,他所在的鞋厂也停工了。6月24日,失业的吴桂春在东莞图书馆读者留言表中留下一段离别感言,表示对这座城市依依不舍,由此走红网络。
吴桂春的背后,东莞这个“世界工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几十年,从洗脚上田后的一夜暴富,到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命悬一线,再到转型升级中的艰难前行,而当前阴霾未散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一次考验着这座城市。东莞的起伏令人深思。
“我想问问工厂老板,他们到底有什么困难。”吴桂春想通过自己的走访解开他最直观的困惑。很多人也想弄清楚:东莞这座城市,到底经历了什么。
“东莞模式”双刃剑
2003年,37岁的吴桂春独身来到东莞,在一个湖北老乡的快餐馆里打零工。一年半后,这个餐馆也倒闭了。不过,周边有上百家鞋厂,最后他进入一家鞋厂,在拥有将近20个环节的生产线上负责最后一环工作——整理和清洁。
鞋厂是东莞加工制造业的缩影。过去十几年,吴桂春都在这个行业,不停地换工作。用他的话说,“老是换厂,进的都是小作坊,做不顺心,跟老板关系处不好就换。”
东莞的鞋厂实在太多了。十年前,东莞市厚街镇一位干部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即使自己每天坚持跑2家企业,一年365天连续跑下来,最多也只能跑730家。那时,厚街镇大约有6500家企业,而整个东莞市由32个镇街以及下辖数百个村庄组成。
至今,东莞的市场主体总量依旧位居广东全省地级市首位。官方资料显示,截至2019年末,东莞全市市场主体数量突破120万户大关。
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出口为主的东莞代工制造业遭受冲击,大量大型代工厂陆续转移、压缩规模,甚至关闭。 视觉中国图
时间回到40年前。1978年前,作为一个农业县,东莞八成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只有不到400家工业企业,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三成。彼时,当地一个完全劳动力的日收入,最低只有几分钱。
但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一切。1978年,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后,广东率先做出发展来料加工的决定,东莞利用毗邻港澳、直接面向市场的地缘优势,以及华侨、港澳同胞众多的人缘优势,开始了第一次振兴地方经济的创新运动。当年,国内首家“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企业在东莞诞生。
利用自身丰富且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东莞吸引了大量港澳台企业和资金来投资。到1984年,东莞对外加工、“三来一补”的企业达到1000多家,仅加工费的收入就高达4580万美元,创汇1.4亿美元,摇身成为当时全国县级市之冠。
从1984至1994年,东莞地区生产总值10年翻了三番多,成为广东“四小虎”之一。至上世纪90年代末,通过“外科手术式植入”、“外资主导”、“外向型”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催生了“东莞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一度出现了“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现象,东莞也由此实现一夜暴富。但这也为东莞后来在金融危机和转型升级中埋下隐患。
2006年,也就是吴桂春来到东莞3年后,“东莞模式”的奇迹逐渐被终结:土地、电力等资源日渐匮乏,原材料、劳动力价格急速上涨,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随着内地经济形势的发展,许多地方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在承接国际大企业和新兴产业方面走在了东莞前面。
2006年,东莞经济总量位居武汉之前,高居全国第15位,但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莞先后被武汉、大连等国内多个城市超越。2011年至2014年,东莞经济总量连续4年保持在第22位,直至2015年,才赶超唐山,上升至第21位。
曾担任东莞市特约研究员的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林江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分析,作为一个外资引进型城市,东莞引进外资的方式比较独特,只有土地属于东莞,其他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管理、技术都来自外地,成为全国独有的现象。
这也形成了东莞的产业特色——东莞可以在很短时间内经济快速发展,地方政府通过提供土地,并协助企业聘请工人,加上订单也来自海外,一切便可水到渠成。
但这种产业特色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订单哪一天停止了或者收缩,那么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在东莞显现。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全球经济持续疲软,以出口为主的东莞代工制造业遭受冲击,大量大型代工厂陆续转移、压缩规模,甚至关闭。结果是,2009年第一季度,东莞经济曾创下负增长2.5%的增速。
制造业升级,新兴产业崛起
因为金融危机的教训,自2008年以来,东莞开始着手对传统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但“东莞模式”强大的惯性,制约着东莞经济发展路径的转变。
早在2012年,面对社会质疑,时任东莞市市长袁宝成就坦陈,速度太慢了自己也着急,但转型升级一定要沉得住气,“说用十年时间完成转型,我都没把握。”
后来的实践证明,袁宝成的说法是对的。在2016年东莞“两会”期间,袁宝成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全市在协调发展、生态环境、社会建设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发展中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
大约从2006年开始,受劳动力成本不断攀高等因素影响,以鞋业为代表的东莞传统加工制造业开始把产能转移至东南亚、非洲等劳动力更加丰富、成本更低廉的国家。
“目前东莞较大的制鞋厂,主要制造中低端女鞋、运动鞋的,大部分企业都转到了东南亚和南亚,比如孟加拉、柬埔寨、印度、越南、印尼、缅甸。”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中国百货商业协会服装服饰委员会秘书长李鹏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昌健鞋业董事长童水顺就削减了公司在东莞的产能。他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说,最高峰时,他在东莞开过5家工厂,员工近万,但到了2016年,他已经把这些工厂压缩到2家,员工减少九成,约1000人。
童水顺在柬埔寨投产的工厂,初期设有3条生产线,大约1500人,新招的普工底薪为128美元,8小时六天制,加上加班费以及其他津贴,月薪约为200~250美元,不到东莞制鞋工人的一半。
东南亚的税收优惠也吸引了东莞的传统制造业。童水顺举例,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鞋产品大约要交15%~20%的关税,越南的鞋类对欧出口关税不到10%,而柬埔寨出口欧洲则享受免关税的优惠。
十多年前,在东莞,一双出口价为5美元的鞋子,工厂大约可以赚2美元,但现在,出口一双同样价格的鞋子,甚至连1元人民币都赚不到。
但东莞也有着东南亚等其他地区所没有的优势。“东莞依旧是世界鞋业制造订单中心、制鞋人才聚散中心、鞋业资讯中心和世界原材料供应中心。”李鹏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东莞的服装、鞋子、包袋,甚至家具,正在部分取代意大利、西班牙制造。
多年来,在东莞的台资企业到了东南亚之后,也带去一部分供应链企业。也就是说,东南亚的许多供应链,都是由东莞企业在做配套。
东莞的工厂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规模在变小,数量在变多。“和2005年左右最旺的时候相比,目前东莞的鞋厂非常多。原来一个厂1万多人,但是搬走以后,这个鞋厂就转身变成了小型工业园区,里面可能就有三五十家不同的鞋厂。”李鹏说。
一家制衣小作坊 摄影/林春挺
与此同时,一些到东南亚做配套的企业,目前在东南亚因订单不足和其他各种因素,又回到东莞。李鹏的一个朋友便是其中之一,他之前跟随客户去了越南,因订单不足及水土不服,亏了不少钱后又回到东莞开厂。这也意味着,东莞的供应链企业不但没有变少,相反在增多,同时也变得越来越成熟。
有趣的是,东南亚一些供应链配套企业后来发现,自己生产的产品还不如从东莞进口便宜,于是他们放弃生产,干脆做起了贸易。
传统的制造业正在被改选升级,围绕制造产业周边的产业拓展正成为东莞积极推行的策略。
“东莞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正在崛起。”林江向第一财经记者举例说,“例如,OPPO手机带动了电子信息产业的兴起,华为手机制造业落户松山湖也延长了电子信息产业和相关制造业的产业链条,同时推动了现代物流产业在东莞的快速发展。”
经过4年调整,目前东莞相当一部分“三来一补”企业已经或者正在实现转型升级,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智能机器人、电子信息、云计算、生物技术等行业正在东莞崛起。
随着华为终端总部落户松山湖,东莞正成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和相关制造业的重要战略阵地之一。 视觉中国图
在电子信息产业中,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东莞一大特色产业。“全球每四部智能手机就有一部是东莞制造。”东莞市委常委、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刘炜在2019年说。这一年,东莞智能手机产量历史性超过4亿部关口,占全国比重达到33.1%。
此外,东莞各地也在推进多元方向发展。2019年,虎门提出加快推动服装服饰业向时尚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转变,打造“湾区时尚之都”,通过引进深圳、广州等地时尚创意设计资源,加快推动服装服饰业向时尚产业转变。
疫情后的转型压力
不可回避的是,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在东莞依然占据着一定地位,使得类似2008年的情况在今年疫情期间再次出现。
7月6日,第一财经记者来到东莞制造业重镇之一的虎门进行实地采访,发现不少工厂已经关闭,一条条厂房出租的红色条幅广告很是醒目,昔日繁华的街道有些冷清。
“去年一共有3家加工厂在里面,现在只剩1家,而且人数也减少了一半。”来自湖南的陈家强(化名)指着一片厂房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因为国外订单少了,有的甚至没了。”
陈家强在东莞已经十年,目前在一家大型厂房里面开了一间小卖部。他二十出头的弟弟前段时间来东莞找工作,“找了几天,还是没有找到”。
“受疫情影响,东莞的鞋业确实受到较大影响,尽管逐渐回暖,但依旧和往年没法比。”李鹏告诉第一财经。
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东莞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8.8%,出口总额下降了13.3%。在这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城市,许多外贸企业面临着退订潮,也面临着资金链紧张、接到订单后不敢生产、生产后不敢发货等问题。
但情况也远没有想象中的糟糕。
细看数据可以发现,今年第一季度,东莞2月出口订单同比增长10.8%,3月同比增长31.4%,订单数支撑的是东莞的未来。
与此同时,今年5月东莞市新登记市场主体2.12万户,其中新登记企业1.03万户,同比增长14.9%。截至5月末,全市实有各类市场主体127.84万户,其中企业58.73万户,同比增长11.3%,环比增长1.3%。监测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4.7%,新增贷款已超去年全年七成。6月,东莞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3%。6月份单月全市进出口总额预计同比增长5%。
正是近几年的产业战略调整,增强了东莞的抗风险能力。
2019年,东莞经济总量突破9000亿元大关——相当于两个海南省的经济总量——比上年增长7.4%,增速在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中排第二,在珠三角排第一,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东莞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的最高排位。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贡献突出。2019年,东莞全市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1704.47亿元,增长21.1%。
东莞的改变,对用工带来一些新变化。“东莞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对于传统的服务业、加工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依然有需求,工作岗位稳中趋降,当然,传统服务业和加工制造业也积极应用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加以改造。”林江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因此,相关产业和行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业者需要通过在岗培训和教育提升自身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和性质的要求。”
林江认为,随着东莞新经济、新基建和新产业的崛起,不少新的工作岗位正在出现,东莞可能会出现结构性失业的情况,即部分行业找不到合适的雇员,而不少难以适应经济新常态的人员可能找不到工作。
在这方面,吴桂春便是其中一个案例。“我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吴桂春对第一财经记者说,“我是个死脑袋。”
6月26日,在东莞市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无意中在网络走红的吴桂春通过了东莞光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面试,在东莞南城一小区里负责从事绿化养护工作。现在,他将与这座城市一起,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