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快速时尚时代。读到这篇文章的大家，衣柜里有多少件衣服来自于H&M，Zara，Gap等快时尚品牌呢?

年轻消费者痴迷于跟随时装周上最新的流行趋势，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又无法负担设计师款的价格，快速时尚行业因此而兴起。

每年拥有52个微季节的时装行业的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快速时尚巨头H&M和Forever 21每天都会收到新的服装发货，Topshop每周提供400种新样式，而Zara每年发布20,000种设计。

这些响当当的牌子成为最受大众欢迎的选择。它们以经济高效的方式快速生产出款式新颖价格低廉的衣服，以响应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口味。

而在光鲜的背后呢?谁在生产你的衣服?

生产这些衣服的工人都来自哪里，过得怎么样，他们正在经历些什么?这些本应得到关注的问题，却常常隐没在大众视野之外。

一直被剥削，随时被解雇

快速时尚的产业链极其复杂，连接全球多个国家，这些总部位于英美等发达国家或高收入地区的销售品牌将生产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一级供应商公司。再由这些一级公司将生产再分包给其他二、三、四级制造公司或供应商。

而由于产业链过长，这些实际在生产产品的供应商根本无法获得快速时尚品牌的正式授权，也就是说，品牌不承担任何法律义务来确保下游工厂底层员工体面的工作条件。

这些下游供应商往往来自于印度、孟加拉国、缅甸、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南亚和东南亚居多。

它们被快速时尚品牌相中的“优点”无非在于：底层工人基数庞大、人力成本低、地租便宜、生产能力强、政策社会配套保障建设薄弱，还有，当地人的维权意识淡薄。(原本居全球生产主导地位的中国，由于近些年人力成本升高，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到成本更低廉的国家。)

当地政府往往会对它们提供巨大的税收优惠，原因在于制衣工业几乎是其中一些国家的经济支柱。孟加拉国约有410万人在服装工厂工作，它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服装出口国，服装业占了该国出口收入的80%，可见其存在的必要性。

但是，从事制衣的工人到底过得怎么样却往往不是快速时尚品牌、上游企业和制衣厂所在国家政府所考虑的。

从工资来看，在商业逻辑下的时装业往往试图通过减少在生产上的花销来增加利润，工人收入是首当其冲的受害体。

Amante服装品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设计师表示，“我们不知道他们(供应商)怎么做才能给我们(品牌)最低的价格，但我认为他们给员工的工资肯定是最低的。”

为了跟上快速时尚对新潮流的旺盛需求，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底层工人成了高产量目标的牺牲品。

WAR ON WANT网站在2010年发布的报告《接受自由》中显示，印度的服装行业深深依赖生产和开发的“血汗工厂”模式。工厂佣工的月薪为60英镑，不到印度全国人均工资的一半。

以生产女式衬衫为例，生产目标是每小时20件，为此一些工厂的工人每月甚至会加班140小时，每天直到凌晨2点。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60%的印度工人依旧无法达到生产目标。

负担过重的工人经常遭受加班或无薪无休的压榨，法定的午休时间被占用，去洗手间或喝水的时间都要被计算。

H&M供应商工厂的一名工人解释说：“我们不允许去厕所，因为产量目标太高了。如果上厕所，谁来做这项工作?谁来完成目标?如果我从厕所回来的时间太长，主管将带走我的机器线圈。我必须去找他，必须告诉他我为什么在厕所里花了这么长时间。”

而这些分包供应商由于未经授权也没有登记注册，工厂运作不受政府监管，工人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他们在工作中会接触到有毒化学物质，其症状范围从皮肤刺激，皮疹或呼吸问题到更严重的癌症，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但在这里，无人关心他们的死活，在工厂内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他们只是机器，只是一个数字。

而当他们未能达到这指标时，工人会遭受权力掌控者肆意的身体，语言和性暴力的惩罚，成天活在担惊受怕之中。

位于缅甸首都仰光的Zara工厂Myan Mode的34岁缝纫机操作员Ohmar Myint在三月底刚被解雇，她告诉BuzzFeedNews的记者：

“工厂老板拥有绝对的权力，无论他们剥削我们多少，我们都无法与他们平等谈判。好像如果我们休假一天，他们就会亏本一样。在我们提早完成工作的日子里，仍旧无法离开工厂，我们只是又被赋予了另一项任务，一项再接着下一项……无休无止。”

每天结束工作时，她就感觉自己好像一台电池耗尽的机器。

工厂中无人不知的秘密：性虐待

在快速时装供应商工厂中，绝大多数制衣工人都是女性。以孟加拉国为例，占比高达85%，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也很接近这一数字。

工厂内的性骚扰、性虐待问题，直接和难以达到的生产目标挂钩，但从本质上讲，它是源于工厂内基于性别文化的等级制权力结构——管理职位由男性主导，而女性通常担任机器操作员和检查员。

男性占多数的管理层控制着女性占多数的劳动力，通过监视、剥削、虐待营造出令人恐惧的工作气氛，使女性工人更难以主动举报虐待事件。

WAR ON WANT网站在2011年发布的《制衣业陷入困境》报告中显示，经过一对一的交谈，孟加拉国的制衣女工中有四分之三在工作中被口头虐待，例如被辱骂“妓女”、“荡妇”，一半被殴打。

让虐待事件难以被解决的原因还在于，制衣行业秘而不宣的“行规”。

全球劳工司法(简称为GLJ)在2018年发布的对盖普(Gap)供应商工厂对亚洲女性服装工人剥削情况的报告中，一位女士解释说：“一旦工人投诉，她就被列入了黑名单，她将无法在任何一家工厂找到工作。”

换句话说，如果举报了虐待事件，雇主报复的威胁可以远远超出该员工的工作场所。

此外，这些欠发达地区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一直存在。以Ohmar Myint为例，她在采访中坦言，轮班结束后，自己仍然需要回到破烂不堪的家里做家务，将杂货带回家，为家人做饭。她一天只有五个小时的非工作时间，而这些时间原来是留给睡觉的。

快速时尚正在加剧全球变暖

快速时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和范围，仅次于石油工业。

从碳排放量上，印度、孟加拉国等最大的快速时尚供应商所在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化石燃料的最大用户。供应商依靠煤等化石燃料来生产供给整个血汗工厂运转的能源，加剧着全球变暖。

工厂生产出的大量成衣通过火车或集装箱船，再通过铁路或卡车发送给全世界各地的零售商，完成生产链的闭环。一件T恤的碳足迹估计为15公斤。这意味着T恤的碳足迹约为其自重的20倍。

水污染也是不可小觑的一部分。快速时尚造成了世界范围内淡水系统的污染，特别是在下游供应商所在的亚洲。

我们近40%的衣服中使用的是棉花，这一世界上最常用的天然纤维。生产1公斤的棉线大概需要20,000多升水，而它只够生产一件T恤和一条牛仔裤。

把原材料变成衣服需要多达8,000种不同的合成化学制品，包括一系列的挑染过程。这些含有害物质的染料，随着排水管道渗入土壤、流入河流。

快速时尚重在数量，而非质量，衣物往往是洗一次就旧了，穿一季就扔了。随着对快速时尚的需求增加，垃圾填埋场也随之增加。

在全球每年生产的800亿件服装中，用不可生物降解的材料制成的四套服装中有三套最终将被填埋处理，只有一小部分被回收利用。它造成的土壤污染是对全人类整体的损失。

疫情拉响制衣工人的生死警报

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人们隔离在家中，对服装的购买需求已经崩溃。以英国为例，英国人在三月份购买的衣服比前一个月少了35%，还是在完全实行封锁措施之前。

一直以来，行业内品牌的常规做法是在产品发货后付款，因此，当订单被暂停或取消，付款也随即暂停或取消。

疫情危机下，快速时尚品牌及其零售商争相将自己的损失降至最低，在供应链的层层传导下，他们将财务负担都转移到了供应链的底部，最弱势的劳工群体。

全球工人权利中心和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劳工权利组织工人权利协会在3月21日至25日调查的316家工厂中，有近60%的工厂表示已经关闭了大部分生产设施，将近46%的工厂表示已经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订单。

截止到7月2日，孟加拉国服装出口下降了18.45%，是孟加拉国服装出口部门历史上的最大跌幅。

由于订单取消，许多供应商不得不减少运营或完全停运，导致大量工人被迫下岗。据商业和人权资源中心(简称BHRRC)估计，全球约有6000万低薪工人(主要是女性工人)的生计受到威胁。

单单是孟加拉国，各品牌公司取消了大约35亿美元的订单，已导致超过100万工人失业，约占该国从事服装生产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更糟糕的是，被解雇的人中有70%以上是无薪回家。这相当于把本就经济脆弱的底层工人推向绝境。

在尼泊尔，超过56%的尼泊尔家庭生计依靠外地打工的男性劳动力的定期汇款，但由于疫情而导致的大批失业与全球经济瘫痪导致他们无法寄钱回家，许多家庭濒临崩溃，只能选择不吃饭来节省开销。

一位25岁的家庭主妇什巴·卡拉·林布(Shiba Kala Limbu)说：“我有好几天没有吃晚餐，省下来给5岁的女儿。”她说，丈夫停止汇款后，她即将无法继续支付房租，对于下一步怎么办，一片迷茫。

除了取消订单外，一些品牌还拒绝支付供应商已经购买的原材料成本费，对已发货商品要求折扣，或者推迟付款。无疑是雪上加霜。

负责制衣的乌丁公司总裁乌丁愤怒地说，“我们是一家出口公司，只有在完成出口后才能获利。如果不出口，我们就得不到钱，我的工人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我们不想要做慈善。”

对于推迟付款的品牌，供应商不得不存储大量成衣并被动地等待付款，直到品牌决定是否接受它们。许多零售商将付款期限延长至120天，同样对供应商带来了现金流的巨大压力。积压的库存还会使工厂所有者担心火灾风险的增加，对于工厂来说，这是毁灭性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有一些制衣工厂在继续着生产。然而，工人报告指出，他们被迫在没有采取充分预防措施的情况下工作，使得家人和社区受到感染的危险增加。

代表制衣工人的相关社会组织正在呼吁品牌和制造商在危机期间实施必要的工人健康保护和权益措施，以防止工作场所接触Covid-19，并提供带薪病假和其他就业福利。

“这是一场灾难，我们真的会死。”是几乎每一个制衣工人的内心写照。

尽管有一些自发组织的工会、非政府组织等为他们争取利益、施以援助，也有个别品牌做出了表率，但大环境依旧是糟糕的。

Clean Clothes Campaign网站上发布的《实时博客：冠状病毒如何影响供应链中的制衣工人》一文，在持续收集着全球范围内关于这部分弱势人群的每日报道，他们的境况很差，感染、失业、抗议游行在近几天的报道中依旧高频出现。

一方面，快时尚服装产业的存在，对于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生存的人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可能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制造业内缺席的劳工保护规范等有效措施又给工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苦难与贫穷。

我们并非想要完全禁止快时尚服装产业，但仍希望能有更多国家政府、更多人关注弱势工人群体，监督相关国际品牌承担劳工权益保障的社会责任，并减少环境污染，实现绿色生产。毕竟，改变世界的力量，来自于你我，和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