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产业转移，是指某些产业由一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现象。按照现代经济学分析，产业转移有两条基本路径：贸易与投资。区域间贸易主要功能是发现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从而诱导资本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发展方向，并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国际贸易，以获取比较利益。在不存在区域间资本转移的条件下，单纯由贸易比较利益所诱导，依靠内部自我积累所引发的产业转移，表现为一种长期的、缓慢的渐进过程。因此从短期看，产业转移主要依靠资本转移来实现的。资本转移既是产业转移的载体，又是产业转移的表现方式。但是产业转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资本转移。产业区域转移是区域之间资本转移在数量上达到一定积累的产物，只有区域之间投资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阶段以后，才能发现产业转移轨迹，表现为特定产业在转出地区持续衰减，而承接地区不断成长此消彼涨过程。 

　　从我省近几年产业转移实践考察，我省产业转移主要是依靠资本转移来完成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600多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省产业转移主要动因。由于产业转出地区与承接地区的差异及转移产业结构的不同，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省产业转移大体上可以分为几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为轻纺工业转移。这一时期我省产业转移的特点是，产业转出国家或地区是以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为主，承接地主要是我省福州、厦门和泉州等闽东南地区。我省承接产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为主，成本驱动成为产业转移主要动因。境外产业向我省转移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我省低成本的劳动力、原材料及享受税收优惠。多数三资企业是以出口导向为其市场指向，以“三来一补”、“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等加工贸易形式为主导。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省产业承接重点开始转向电子信息产业。1995年我省电子信息产业产值96亿元，而2004年增加到1422亿元，其实现增加值占全省GDP的5.6％，在全省工业行业中，连续9年居于首位，其中85％以上是依靠产业转移实现的。本次产业转移方式与以往有所不同，不是表现为产业整体转移，而是产业价值链分拆式转移，即产业转出的国家或地区保留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多的产业链的中端和高端环节，而将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少的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环节向我省转移，进而使我省与上述国家或地区之间形成垂直分工体系，即所谓的“研发设计在美国、芯片在日本、主板在台湾、组装在中国大陆”的全球分工格局。由于我国与我省的电子信息产业主要是以组装加工为主，处于产业链条末端，附加值低，只能赚一些打工钱。因此如果我们的高技术产业能够做到纵向升级，逐步从低端环节向中端和高端环节延伸，从加工装配为主向自主研发和制造延伸，即使这些产品的出口量减少到一半，而所赚的钱可能比现在还要多，真正做到“互利双赢”。这一时期我省产业转移动因是成本驱动加市场驱动，进入我省的电子信息产业不仅为了获取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而且也为了占有国内的广阔市场。 

　　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末开始，我省产业承接重点转为重化工业。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约束以及地理位置等的影响，长期以来我省工业结构一直具有轻型化特点。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省重化工业增速逐步加快，在工业结构中重化工业比重稳步上升，2002年我省工业产值中重工业与轻工业比重为50％∶50％，2005年更高达55％∶45％，意味着我省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我省发展重化工业主要得益于港口资源优势。我省海岸线曲折漫长，有3300多公里，形成诸多优良港湾，其中23处可建20万吨级泊位，深水岸线长达47公里。因此非常适合发展依托港口资源、具有大运载量、大耗水量、大进大出等经济特征的临港工业，主要包括石油化工、机械装备、冶金、造船修船以及港口电站等。目前我省所吸纳的重化工业转移，转出地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地重化工业向我省转移。随着我国重化工业原材料来源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依靠进口比重逐步加大，使得我国重化工业布局也开始从内地的资源产地向沿海港口转移。二是境外重化工业转移。从1999年至2005年底，这一时期全省累计承接国际资本转移325.37亿美元，转移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其中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项目占有明显比重。 

　　进入21世纪以后，我省在继续接受境外产业转移同时，国内以及省内区域之间产业转移逐步活跃，我省与周边地区之间（主要是长三角、珠三角以及江西等中西部地区）、省内东南沿海地区与内地山区之间的产业转移日趋活跃，板块运动和板块碰撞，产生诸多新经济增长点。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亦可称为“三长现象”： 

　　一是长泰与福鼎现象，表现为渗透式产业转移。其主要特点是，产业转出地与承接地边界接壤，产业转移空间较近，转移半径一般在一小时车程左右。转出地与承接地存在较大程度经济落差，但长期以来由于交通不便等因素的阻碍，使得生产要素无法正常流动。一旦瓶颈打破，就会引发要素迅速流动和产业转移。近几年我省福鼎的发展，就得益于同三高速公路修通后，与其接壤的温州等地产业转移。2000年以来福鼎全市共引进项目95个，投资总额40多亿元，其主要来源地为温州等浙南地区。而长泰县崛起，也主要得益于厦门等周边地区的产业转移与产业辐射。 

　　二是长汀现象，亦称为跳跃式产业转移。其特点是产业转移半径较长，往往要跨越若干行政区划，产业转移具有明显的“蛙跳”方式。近几年地处我省边陲的长汀县，依靠大力发展纺织业，到2004年底全市已有纺织企业190家，产值达到十多亿元，形成纺纱、织布、漂染、服装加工以及外贸出口等产业链，拉动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支撑全县经济发展的产业龙头。其主要经验是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承接泉州、石狮、晋江、南安等地的纺织业转移。 

　　三是长乐和莆田现象，亦称民资回归产业转移。近几年我省的民间投资极为活跃，其中很大部分是民资回归，即原先外出投资产业的企业家，事业有成后回家乡投资，进而带动省外产业向省内转移。这几年，莆田民资回归项目900项，投资505亿元。长乐回归项目260项，投资130亿元。产业转移的重点为纺织与钢铁，其中纺织企业900家，年产值200多亿元，规模以上冶金企业18家，年产钢铁250万吨，产值50亿元。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看出，最近几年我省产业转移速度不断加快，规模不断扩大，意味着我省在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层次加入到国际分工和区域分工之中。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投资环境改善，特别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大大降低产业转移的交易成本，使得后发地区的潜在资源优势得以显现，形成吸引外部产业转移的盆地效应。 

　　二是产业转移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指历史的一些偶然因素对地区产业发展有时会起到决定作用。如目前长乐纺织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有从事生产蚊帐布的传统，为往后纺织业的承接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与人才资源。 

　　三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迁的路径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前者是指通过政府的行为或立法措施等来引入和实施制度变迁，后者是指由个人或者一群人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制度变迁。长乐自发形成带有“大股套小股”特点的民间私募资本市场，就是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过程，对分散的民间资本集中和承接产业转移起着重大作用。 

　　四是招商引资政策创新。如长汀县采取“政府买单、社会承办、订单培训”的办法，由政府投入资金，免费培训农村富余劳动力，解决企业缺工问题。长乐市出台“飞地政策”，既能解决在发展乡镇工业中“有钱没地”、“有地没钱”的矛盾，又可以节约用地，防止环境污染。这些政策创新都为承接产业转移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