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２００３年至今，“民工荒”一直困扰着东南沿海。在福州市近日举行的一场招聘会上，近６万个农民工岗位乏人问津；泉州市缺工达到１６万之巨，很多企业无法正常开工；制造业密集的珠三角地区工人缺口数更是超过１００万。企业招工难、留工难问题日益凸现。

　　“民工荒”凸现劳资矛盾与供需变化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对全国４８个县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今年仍有７５％的人表示将继续外出打工，打算外出务工人员月工资平均预期为１１００多元。

　　而有关资料显示，福建绝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的月正常收入只有６００元左右，平均工资约为城镇在岗职工的４２％，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也难超千元。福建省中小规模的非公有制企业多采用计件工资的工资形式，职工在８小时以内根本完不成工作量，只得靠加班来获取应有的报酬。日平均工作１０小时到１２小时甚为普遍，且企业多以计件工资为由，不按规定给付加班工资。

　　福建泉州佳艺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清河说，从泉州市的情况看，一双售价为３５元人民币的普通旅游鞋，企业为工人支付的费用只占售价１０％，这其中包括工人工资、培训费用和福利性支付。

　　福建师范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郭铁民说：“随着中国经济多年来高速发展，新一代农民工在工资、福利和就业环境等方面的权益诉求也随之加快。”除了在工资和相关待遇方面的劳资矛盾外，劳动力供给数量的曲线变化也是造成“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０５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已经开始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２００４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长率首次出现下降，预计到２０１１年，劳动力供给量不再增加，２０２１年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

　　郭铁民教授分析，近几年，随着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对农民的吸引力也在增加，在务工经济后劲乏力的时候，不少农民重回农村。此外，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农民工在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流动越发频繁，不少人也习惯于在上班、打零工和间歇性失业之间转换角色。
　　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弱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报告表明，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８年，在中国持续２０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资本的贡献率为２８％，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贡献率为３％，其余全部是劳动力的贡献。

　　“资本和技术的贡献率低，使得劳动力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培训在今后越来越重要，同时促使国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对尚未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中小企业来说，挑战已经远远大于机遇。”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元柱说。

　　长期以来，基于体制性原因，农民工教育层次低，受歧视状况严重，城乡劳动力在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方面相差甚远，“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竞争优势。“但从长远来看，劳动力成本过低并不值得盲目乐观，随着中国劳动力供给状况出现新拐点和新一代农民工对自身权益的争取，过于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企业和产业将变得越来越艰难。”马元柱说。

　　马元柱认为，出现招工难的企业必须正视劳务工紧缺背后的经济信号。这些企业必须放弃过去的“人海战术”，反思如何通过关爱劳工来提升生产效率，并加快生产技术的升级换代。

　　专家分析认为，随着“民工荒”高烧不退，劳动力成本上升已是必然趋势，１０年之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将面临普遍的劳动力成本压力，涉及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新一轮“洗牌”运动由此展开。

　　“民工荒”直接影响产业布局

　　郭铁民认为，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和榨取会导致资本的短视化和劣质化，而且会造成社会需求萎缩，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和应变能力。

　　“民工荒”迫使一些企业面临两难选择，即提高待遇，企业失去利润，不提高待遇，企业雇不到工人。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迫使一些工资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退出东部地区，引起外资进行战略投向的调整。这种调整既可能是在中国国内进行梯度转移，将投资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中西部地区，也可能是将投资和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要素更为低廉的国家去，如越南等，甚至国内的一些厂商也会这样做。

　　马元柱说，这两种前景都不是坏事。吸引资本转向中西部地区正是政府一贯的政策导向，而一些低端加工业流向国外，也是迟早要发生的。中国产品在国外屡屡被“反倾销”，已对中国长期利用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的模式提出了警告。一个国家拥有某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不会是永恒的，“民工荒”的出现就是这样一个信号。

　　郭铁民分析，低端的产业可以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和国外转移，这种产业的转移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沿海的转移一样，是一种梯度转移。如果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到内地和国外，那么对沿海地区来说就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应变成了量减少的同时质的要求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