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一处市场，兴一门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百姓。”原市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在描述1986年前后浙南大地所发生的一个又一个惊人奇迹时，吟了这一首“新民谣”。这，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这一年，“温州模式”已越来越引起外界的关注，国内外一批专家学者纷纷踏上这片改革的热土，紧接着全国各地的考察取经团纷至沓来。“那个时候，温州的土地差点被踏沉了。”当年负责接待工作的一位老领导回忆这一情景时如是说。此话虽有些夸张，但符合当时实情。因来的客人实在太多，温州的接待到了“招架不住”的地步，以至于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就此下发了一个文件，限制各地代表团来温。

    这一年，考察“温州模式”的全国各地的考察团在结束考察工作后，都会挑一两双新潮皮鞋带回去。温州鞋越来越受全国的关注，温州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

    家庭工业赞美声中寻找新支点

    考察取经总是互惠又互补的，外来者来温州寻求真经，同样温州也从他们的言谈间敏感地察觉到自身存在的不足。其结果是，遍地开花的家庭工业个体经济在完成第一阶段的原始资本积累后，没有沾沾自喜、固步自封，而是在一片赞美声中寻找到了一个新的支点，从那时开始走上“联合”的道路，并很快走上股份合作的新路子，成为我国股份合作制经济的发祥地。

    一步领先步步领先，抢占了历史机遇的温州，从此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新业绩，也铸就了“温州人精神”乃至“温州精神”。

    一位耄耋老人的“温州行”

    温州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不能忘记这一位老人。他，就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

    这一年，费老已是76岁高龄，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志在富民的费老，那些年致力于“苏南模式”的调研，听说温州出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另一种模式——“温州模式”，就带上助手兴致勃勃地前来实地考察。

    费老是从杭州乘坐汽车于2月28日下午抵达温州的。当时刚刚春节过后，春寒料峭，大地沉寂，可费老不顾年事已高、舟车劳顿，在温州的6天时间里，先后深入永嘉桥头、苍南金乡、瑞安塘下、乐清柳市和虹桥等，考察了专业市场、街道和乡镇企业，走访了一批改革者。每到一地，走走、听听、看看、问问，无不令费老兴奋、激动。

    费老此行不是就家庭工业考察家庭工业，而是想通过对温州家庭工业为什么这样兴旺发达的考察，从中发现并总结带有规律性、普遍性的新观点。在桥头纽扣市场，陪同的当地官员介绍，这是一名王姓的弹棉郎于1979年在江西买来一批处理纽扣，带回桥头摆起了纽扣摊，从此竟成了气候，现已有纽扣厂430家，年产值近2000万元，纽扣销售大军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费老听后，久久地陷入了沉思。

    费老后来每每谈起这次“温州行”时，无不对这类新鲜事物津津乐道。有这么一件事，虽然在费老的著述里找不到记载，然而当年全程陪同的一名部门领导依然记得清楚：费老在瑞安塘下考察时，听说一名81岁的老太婆也在家生产松紧带，一天可赚一元多钱，不但不劳累，还可以自食其力。费老不顾陪同人员的劝阻，登门作了拜访。只见这位健朗的老太婆在自家的阁楼上，娴熟地操控着电动织带机。一打听才知，一天可以编出三四十米松紧带，产品全部被服装厂家订购。费老关切地问：“有没有累着？”老太婆笑着说：“这活轻松，活动活动筋骨，比闲着没事还舒服。”费老感叹说：“这就是家庭工业的活力所在啊！”

    费老的这次温州之行，撰写了近1.5万字的《小商品大市场》一文，刊发在当年的时事政财新闻权威刊物《瞭望》杂志上。文中激情澎湃地说：“无论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或其他群众创造的模式，评价的唯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是旷古无师的……”
[NextPage]

    13级干部来温只能睡澡堂

    这一年，“温州模式”在全国各地引起空前的反响和关注，“温州“两字传响神州大地。这其中，费老的《小商品大市场》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时间，来温州考察取经的各地党政代表团蜂拥而至，市、县两级政府派出了相关部门的所有人员，仍然无法应付，只得将一大批代表团从车站接到宾馆就再也无法顾及了。至于当年到底来了多少人，谁也无法准确地统计，但到头来再也无法接待而“得罪”了不少客人，倒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市机关事务管理处主持工作的副处长李秀春说了这么一件事：那时不是宾馆饭店求我们，而是我们天天央求他们给个面子，来的客人实在太多了，凡是行政级别在13级之后的干部，只能安排在招待所的集体澡堂里过夜，谁有意见也没法子。

    温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都提高了，使当时在外的10万供销大军如鱼得水。一名在云南大理经销草编制品的苍南灵溪人，在大理街头转悠了半年多也卖不出几张草席，眼看连吃饭都成问题了，情急之下来到当时的大理州政府说了自己目前的处境。接待的政府官员一听他来自温州，握着他的手说，他们前不久刚从温州回来，温州人就是会做生意。说罢，给州广播电台打了电话，要求播放温州人在大理销售草编制品一事。结果这位苍南人将积压已久的草编制品搬到政府门口，仅几天内就销售一空。回家后，他特地来到县政府和市政府，激动地讲述了这次令他终生难忘的经历。

    “温州人的头发是空心的，里面藏的都是智慧。”在温州转上一圈的人，无不对温州人竖起了大拇指。然而，当时的发展还是较为“粗放”的，简而言之是家家办小厂，揽到啥业务做啥业产品，看上去满街都是店铺，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但基本上“前店后厂”，产品档次不高，企业也基本都是小打小闹。聪明的温州人在熙熙攘攘的表象之下已冷静地认识到，这种家庭工业个体经济，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将会丧失优势、裹步难行，越来越暴露出不利于发展的弱点。

    于是乎，一场新的变革又在悄然进行……

    思维无模式中创建“经济结义”

    “从家庭工业个体经济基础上走上联合的道路，是温州模式发展的前途。”又是这位费孝通老人，对温州的家庭工业个体经济大加赞赏的同时，也分析了发展中的问题，提出了颇有见地、富有睿智的见解。

    继费老之后，董辅礽、厉以宁、吴敬琏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新闻记者，调研和采访温州之后都对家庭工业个体经济走向“联合”，以理论的高度作了总结和指导。

    温州经济的发展，就这样从第一个台阶开始走向第二个台阶——从个体经济走向“经济结义”。虽然这时期大多仍是家庭式的“结义”，但这已是一个非凡的创举。

    当时的瓯海县永兴镇有十几个农民，大都办过几年搞印刷的家庭企业，他们觉得，老是一家一户地闹腾不是长远之计，遂于1985年底联合了起来，集资创办一家上水平的企业，生产软包装材料。先是每人一股，每股5000元，后来每股增加到15000元，加上一些贷款，买来一条国内先进水平的自动生产线。结果生产的产品在国内同行中属上乘，销路一下子猛增。到1986年底，产值达到305万元，成为当时的“龙头企业”。

    现在的温州一鸣食品有限公司，当时尚是小小的一鸣蛋奶厂。那一年，厂长朱明春组织了86户专业户自愿投资入股，将过去分散在各户的资金、劳力、场地、设备、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组合起来，取得了比单门独户的家庭企业更好的效益、更大的市场。这个公司1986年就向市场提供了35万只肉鸡。

    经济学专家钟朋荣在后来的著述中这么描述：温州人是否干某件事情，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是看实践中需要不需要，实践中能不能做得通。在“温州模式”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模式”，即温州人的思维无模式。

    费老事隔多年后，于1994年、1998年又不辞辛劳，先后两次来温，最后一次已是89岁的高龄了，撰写了《家底实创新业》和《筑码头闯天下》两篇社会学名篇。文章这样阐述：“从个体经济走向‘联合’，虽然是一种家庭式的经济结义，但这是适合农民意识的联合之路，一个既富民又利国的选择。”

    温州农村以家庭工业为主的个体、私人企业发展的路子，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肯定，并建议可以搞个试验区。1986年6月，浙江省委和温州市委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调查研究，于两个月后初步形成了试验方案。8月14日，浙江省委办公会议对温州市委提出的方案进行专题讨论。9月，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的报告》。《报告》确定试验的重点“放在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上，试验内容第一项就是“放手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经济”。1987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温州为全国第一批12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并确定温州以乡镇企业制度建设为重点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的改革开放又被推向新的一步。

    凭借强劲的改革东风，温州的家庭工业个体经济才完成这一“联合”的过程。从这以后，绝大多数温州民营企业打破家族式的组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至于组建了集团公司，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搏浪前行。

    温州皮鞋先扬后抑再度求突破

    1986年夏天一个闷热的下午，一个来考察“温州模式”的东北考察团结束考察工作后，慕名来到市区信河街来福门皮鞋市场，挑选一两双新潮的皮鞋带回去。

    那一年有许多这样的考察团目睹了“温州模式”，又把温州的皮鞋带到了全国各地。

    那一年外来的考察团还在对着温州家庭手工作坊研究时，温州的皮鞋大佬们已经开始摆脱家庭手工作坊的生产模式、筹资金、租厂房、雇工人、添设备，纷纷办起了皮鞋加工厂。

    那一年来福门从几间鞋店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个皮鞋专业市场，温州家庭工厂生产出来的皮鞋就是从这里走向全国，面向世界。来福门也因此成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祥地之一。
[NextPage]

    手工制鞋业成为热门

    温州手工制鞋历史悠久，早在明朝嘉靖年间《温州府志》记载，温州鞋匠制作的鞋就已经作为贡品进奉朝廷。

    曾顶替父亲到国营皮鞋厂做工的朱建平回忆说：“1978年后，温州国营皮鞋厂员工在家搞私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那时做私工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还是有很多人冒险做鞋。”

    当时在国营企业上班，一个月工资只有20元，加上其他补贴、津贴，一个月也只有35元的收入，如果在家做皮鞋，一个月将多出50元的收入。为了生计，许多懂手艺的人白天在国营厂里上班，晚上回到家偷偷做皮鞋。

    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后，私工现象逐渐成了公开的秘密，1982年朱建平就辞掉国营皮鞋厂的铁饭碗，和两个兄弟一起开办皮鞋加工场。

    尽管当时国家已经允许搞个体经营，但手工作坊依旧受到限制，雇工人数不能超过8人。温州的鞋老板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自己的皮鞋加工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历史机遇。但随着温州制鞋业的快速发展，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家庭鞋作坊迫切需要再招工扩大生产。

    1985年12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1986年4月，全国人大颁布的《民法通则》确立了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的法律地位。温州鞋老板从中敏锐地捕捉到一个重要信息：国家允许个体工商户办厂扩大生产，招工不再受到限制。

    这一时期温州制鞋业得到空前发展，大大小小的皮鞋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仅鹿城区就冒出了1254家。

    1986年，来福门从几家鞋店快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皮鞋专业市场，各大小皮鞋作坊生产的皮鞋都被商场小贩收购，摆上柜台，十万销售大军肩挑背扛，从来福门出发，将温州鞋运往全国各地。作为中国第一个皮鞋市场，四面八方的商人云集来福门，他们中有很多人长期包住在十八家一带的旅馆，专门从来福门批发鞋到各地的商场销售。

    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谢榕芳称，这一时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现在的吉尔达鞋业已故董事长余阿寿、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东艺鞋业董事长陈国荣、浙江莱丽斯鞋业董事长诸建平等企业家都是从这一时期白手起家发展起来的。

    温州皮鞋遭遇“滑铁卢”

    看到身边的亲戚朋友个个成了有钱的“皮鞋大佬”，几乎每个温州人都想挤进这个队伍。眼看温州鞋销往四方，许多技术落后、工艺水平低下的企业开始急功近利，大量劣质温州鞋“冲”进市场。

    1986年6月15日，《温州日报》头版刊登文章《三十三双样板鞋二十五双质量不合格》，将温州皮鞋集体曝光。尽管当时有许多鞋厂被政府处罚，甚至停业整改，但劣质皮鞋依旧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各地投诉温州鞋的声音愈来愈高。

    1987年8月8日，5000余双温州伪劣皮鞋在杭州武林门广场被付之一炬。一时间舆论哗然，“晨昏鞋”、“纸板鞋”、“伪劣商品”等等称呼铺天盖地。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驱逐温州鞋，甚至有商场挂出“本店无温州货”招牌。

    曾经让鞋匠们引以为豪的温州皮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鞋匠出身的朱建平有一番自己的解释，他说商品经济初期，物质商品十分匮乏，温州皮鞋受到市场追捧，一些人急功近利，跟了几天鞋匠师傅学做鞋，就开始自己办鞋厂，造出来的鞋良莠不齐。

    市场竞争初期，价格竞争异常激烈，温州皮鞋就是靠低廉的价格和新潮的款式打开全国市场，不注重产品质量。10多元一双皮鞋，它的质量不可能好到哪里去。

    此外当时用于粘鞋底的胶水质量也不达标，因此脱胶现象比较普遍。还有乐清黄华一带生产的鞋底橡胶中掺杂旧原料，虽然价格便宜，但做出来的鞋容易断底。

    当时温州仿制皮鞋的技术十分成熟，一些客户将外地热销的皮鞋上午拿到来福门皮鞋市场，下午就被仿制出来，都是怎么赚钱怎么来，并不十分重视发展自己的品牌。

    埋头做鞋抬起头做人

    温州鞋业的初创时期并不是所有的鞋厂都在搞假冒伪劣，以郑秀康为代表的一批温州民营企业家一直在埋头苦练技术，改进加快皮鞋生产工艺流程，制定生产标准。

    1986年前后，这批民营企业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生产标准，确立了皮鞋检验的生产流水线。当时在来福门皮鞋市场，销售商们都争着要卖他们生产的皮鞋，他们的鞋很快就打入杭州、上海等大城市。

    武林门那场大火把温州所有鞋厂都打入低谷，全国各地的市场一致抵制温州鞋。许多鞋厂老板无奈摘掉温州的产地名，搞起联营，挂上上海、广州等地的产地名，试图蒙混市场。

    这时候，郑秀康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毅然决定要发展温州鞋，要让温州的鞋企重新抬起头，于是开始走访调研全国的市场。郑秀康到广东考察，发现台湾鞋厂的技术比国内企业好，而他朋友告诉他台湾的技术来自意大利，之后他又跑到意大利考察。

    1989年春，他把自己的皮鞋厂改名为长城鞋业公司，投入120多万元进行技术改造，成功引进温州制鞋业第一条绷帮流水线，逐步地放弃批发市场，在全国开展连锁经营。这些被当时一些人认为“自寻死路”的举动，成为温州鞋业取得重大突破的发展坐标。

    1991年，郑秀康为康奈注册了人头像商标，其寓意是希望温州人将头抬起来。在康奈等一批崇尚技术创新的企业带领下，温州鞋革行业逐渐进入90年代的黄金发展期，造就了康奈、东艺、奥康、吉尔达等一批国内外知名鞋企。

    对1987年武林门那场大火，谢榕芳称正是这把大火烧醒了温州企业家，烧出了中国第一个行业协会——鹿城区鞋业协会，也烧出了中国鞋都。正是这把大火才有了后来的“质量立市”，才把温州的民营企业带回到诚信经营的轨道上来。

    现在温州的鞋企始终保持在年均11%的经济增速，2007年的总产值已经达到700多亿元，中国13亿多人口，温州年产鞋量就达到12亿双，相当于给每个中国人做了一双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