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凡尔顿集团员工眼中的瑞典中国城

　　关于瑞典中国城项目，骆金星用1个月的时间说服了江涛；然而将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却始终无法平息外界的质疑，尽管9月28日，这个北欧最大的中国商贸城就将在瑞典小城卡尔玛正式开业。

　　骆金星将投资地点选择在卡尔玛，因为他发现瑞典是个理想的投资国度：200年的中立国，很安全；民族性格温和，不排外；公司税低，欢迎外来投资；社会福利好、自然环境棒，整体经济环境成熟而发达。

　　作为瑞典近年来最大的一个投资项目，骆金星还获得了不少优惠条件，包括：低成本的土地，允许用中国工人和中国进口的材料；可以把拿到的商业用地的产权等额分割给来经营商铺的中国公司……

　　然而，巨大的文化差异还是让瑞典中国城遇到了一些困难。

　　关于瑞典中国城项目，骆金星用1个月的时间说服了江涛；然而将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却始终无法平息外界的质疑，尽管9月28日，这个北欧最大的中国商贸城就将在瑞典小城卡尔玛正式开业。

　　江涛，北外瑞典语专业97级学生。此后，在旅游行业工作过，又在瑞典驻华使馆担任过签证官助理，后来在浙江省国际投资促进中心工作，2006年春节后来到骆金星的凡尔顿集团，成为瑞典中国城的海外推广部总经理。

　　“民营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需要政府的支持。”江涛毫不讳言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主要原因，9月初，他因签证暂时回国几天。

　　此间，骆金星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促使这位高调的浙江商人一反常态的原因是，国家发改委的审批程序还在进行当中。而瑞典中国城迟迟没有获得国家发改委审批，成为其被外界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瑞典中国城如果没有及时获审批，9月28日甚至无法称之为“开业”。

　　“永久居留权顺理成章”

　　“瑞典语的圈子就那么小。”江涛说，在北外，每四年也才有约20名本科生毕业。

　　在接到骆金星的邀请之后，江涛咨询了周围的朋友，并查阅了瑞典的相关法律，在确认瑞典中国城项目的合法性和可行性之后，便正式成为凡尔顿集团的一员，负责瑞典中国城的欧洲推广工作。

　　而外界对瑞典中国城的质疑却一直无法消除。

　　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瑞典永久居留权”的问题。在凡尔顿网站上，曾表示“公司的3个股东均有机会获得瑞典永久居留许可的机会。此后，通过家庭团聚实现全家移民到欧洲。”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咨询过不少专家，也专门看过瑞典的法律。”江涛说，根据瑞典的移民法，按照正常的程序，所有投资瑞典中国商贸城的人确实都能够获得永久居住许可。

　　此外，江涛表示，之所以瑞典中国城就永久居住许可之事用了“机会”这个词语，而没有直接承诺，也是为了避免和瑞典是个非移民国家这个现实有冲突。“奇怪的是，不少媒体曾表示专门采访过移民机构，但是他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这让我很迷惑。”

　　不过，或许是凡尔顿前期关于“永久居留许可”的卖点无意中掩盖了商业的本质。如今，骆金星也对媒体公开承认：“是初期广告政策的失误加上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让很多人误解为这是一个移民项目。”

　　“瑞典中国城不需要和其它商贸城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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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瑞典中国城的质疑还有不少。

　　以卡尔玛市为中心，整个波罗的海地区都在其辐射范围之内。因此按照骆金星的设想，希望通过借助瑞典中国商贸城辐射整个波罗的海地区，让中国企业越过传统的欧洲中间代理商，在欧洲与当地的批发商、采购商和贸易商直接对话，完成订购，提高产品价格。

　　然而，此前欧洲已经有不少中国商贸城，卡尔玛人口仅7万左右，此前更是默默无闻，瑞典中国城能否最终为千里迢迢奔赴卡尔玛的中国商人带来商机？

　　“瑞典中国城不需要和其它商贸城进行比较，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波罗的海地区。”江涛说，他在欧洲主要和当地的商会联系，已经在巴黎、罗马等欧洲主要城市作了推介会，而且都有卡尔玛政府官员参加，目前许多商会表示要在开业当天组团参观。同时他手头也拥有70万欧洲采购商的资料，将通过点对点的方式将瑞典中国城的信息发放到这些采购商手中。

　　现在，瑞典中国城的广告已经遍布瑞典甚至欧洲其它主要城市的街头，广告牌多达2000个。一个有趣的观察是，江涛发现每天经过甚至停留在瑞典中国城门口的汽车有40－60辆左右，而此前这里根本没有人关注。

　　“欧洲其它商贸城主要通过租赁的方式招揽商家，而瑞典中国城的商家拥有自己的不动产，这会让他们更有安全感。”江涛还表示，做外贸生意，有时候很看重对方的信誉度，如果中国商人在瑞典有固定的住所和房产，那么无疑可以增添这种信誉度。

　　“我们一个同瑞典从事货架贸易的嘉兴客户曾经估算过，如果到瑞典中国城开业，利润率可以增长20％－30％。”江涛说，在产品同质化的时代，最终价格和服务将成为竞争关键，“如果瑞典中国城的价格更低、服务更好，为什么其它采购商不来我们这里采购呢？”

　　不过江涛也坦言，如果商户没有锐意开拓的精神，仅是坐在瑞典中国城等客人，也许会带来很大的商业风险，“瑞典中国城不同于其它的中国商贸城，商户不仅有商铺，还拥有公司，他们都是有丰富外贸经验的群体，如果我是他们，会积极地开拓市场，利用好这个平台。”

　　据了解，目前已经有8000多商家报名申请，但是通过严格审核，瑞典中国城开业时，将有400个商户将开门迎客，而一期项目共有商铺1100个。

　　瑞典中国城对入驻商家有着严格要求：商品必须在欧洲有市场；商品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并且自身已经有一定商业规模和商业经验。而商品是否在欧洲有市场，则由凡尔顿的4名瑞典商贸专家进行评估。

　　而为了防止在一些海外中国城里出现的恶性竞争，在1期1100个商铺中主要分旅游、休闲、体育用品；玩具、文教用品；鞋包、皮革；日用五金、家居用品以及装饰工艺品等5个商业形态，进行了严格的分类限制。

　　“不止是360万元人民币”

　　瑞典中国城的设想起源于骆金星对瑞典的初次造访。2006年初，他为了收购瑞典南部城市卡尔玛的一家汽车配件厂，第一次来到瑞典。而在收购的过程当中，骆金星发现，当地人消费的日用品，有80％－90％都是中国货，但这些产品并不是直接从中国运来的，而是从意大利等其它欧洲地区中转过来。在他看来，在欧洲建一个中国市场一定是个好生意。而经过反复选择，他将目标锁定在瑞典小城卡尔玛。

　　对于瑞典中国城，除了此前的永久居留权机会，商户还有两方面的优惠。

　　一是可以获得一个国际公司，即为投资者在瑞典注册一家注册资本为10万克朗（1克朗约合人民币1．1元）的国际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投资方可由3个股东共同投资该项目。由凡尔顿集团提供一系列投资保障服务，并由世界知名的财务咨询机构德勤公司提供该项目的财务、公司注册等系列经营服务，德利法律事务所提供系列移民居住和工作居留等所需要的投资咨询服务。

　　二是拥有3处不动产的产权。位于卡尔玛瑞典中国商贸城的1个40平方米的商铺；位于卡尔玛的70平方米的世福别墅公寓一套；位于杭州的80平方米的北欧风情苑公寓一套。其中，瑞典的商铺和住宅的基准定价为300万元，杭州住宅为60万元。

　　对于这一切，商户只需要付360万人民币。而对于骆金星来说，整个瑞典商贸城总投资预计是12亿元，目前已经先期投入5亿元。

　　“我注意到有媒体曾给我们算账，说只要卖出1／5的商铺就可以赚钱了，其实这并不是全部，瑞典中国城并不是简单的卖商铺，不是说赚了360万人民币就算了。”江涛说。

　　骆金星此前也表示，其在瑞典的公司也会继续对投资者提供“保姆”式的服务。此外，瑞典中国商贸城仅仅是一个巨大商业项目的开始。

　　据江涛介绍，围绕瑞典中国城，凡尔顿还开发了一系列配套项目，比如酒店管理公司、物流公司、服务公司以及建设公司等，为商户提供仓库、投资旅游咨询、市场保安、物业管理等一系列服务。而江涛本人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凡尔顿商贸展示中心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走出去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

　　骆金星将投资地点选择在卡尔玛，因为他发现瑞典是个理想的投资国度：200年的中立国，很安全；民族性格温和，不排外；公司税低，欢迎外来投资；社会福利好、自然环境棒，整体经济环境成熟而发达。而卡尔玛，从地理位置来看，恰恰又能辐射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在瑞典又是个旅游历史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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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瑞典近年来最大的一个投资项目，骆金星还获得了不少优惠条件，包括：低成本的土地，允许用中国工人和中国进口的材料；可以把拿到的商业用地的产权等额分割给来经营商铺的中国公司；为中国人盖一片有产权的住房；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当地机场、港口等物流环节公司的董事会等。

　　在9月初，上海飞往北京的东航航班上，记者也遇到了一位来自瑞典的商人，经过简短交流，这位商人也提起了瑞典中国城项目，并且表示十分欢迎。

　　然而，巨大的文化差异还是让瑞典中国城遇到了一些困难。

　　今年3月，瑞典电视台披露工人工资问题，称商贸城内中国工人工资3个月一共只需要支付7000元到1．5万元，远低于当地用工市场行情。瑞典建筑工人工会在了解到工资问题后，表示打算封锁卡尔玛工地；随后，该工会要求有关公司按瑞典法律支付工人工资，即每月2．6万－2．7万瑞典克朗，外加津贴，否则将要求工地停工。

　　“其实，这都是因为文化冲突引起来的一些问题，只要双方沟通好了，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江涛说，此前瑞典媒体曾报道了一些瑞典中国城的“负面新闻”，当时他作为翻译全程陪同，等采访结束以后，双方的误会也就消除了。

　　“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卡尔玛当地的居民发现我们的建筑工人房间没有咖啡壶，没有地毯，床也是硬邦邦的，甚至厕所连卫生纸都没有，于是就向卡尔玛工会告发了。但是我们会解释工人到这里来不是享福的，他们的居住条件远远好于国内。此外，我们中国人不习惯睡瑞典所谓的软床，那实在是太软了。另外工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卫生纸，并不是公用的。”江涛说。

　　此外，在建筑标准上，中方也容易和瑞典方产生误会，“工地上的某几个坑的深度超过了1．5米，但没有加安全护栏，就被瑞典环保安全组织给予警告，其实那些坑在室内，按照中国习惯根本不需要加护栏，后来我们加上了，工地可以继续施工。”

　　对此，骆金星曾表示：“中西方的文化冲突才是项目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至于那些吹毛求疵的非议，会随着时间消失。真相是最好的证明。”

　　而在江涛看来，作为民营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最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我们不仅需要瑞典方面的理解，更希望政府能够给予支持和指导，毕竟这是一种全新的投资方式，以前没有人尝试过。”

　　一位熟悉瑞典并曾经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工作的政府官员则对记者表示，单从项目来看，瑞典中国城的确是个不错的项目，但浙江商人擅长市场经济，却不擅长和政府沟通，比如项目还没有获得国家发改委审批，就匆忙拉开宣传架势，结果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被动。“瑞典中国城要想获得政府的支持，首先必须得向政府公开透明，这也是民营企业需要学习的地方。”

　　“中国企业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会因一些‘水土不服’而造成一些问题，但重要的是这些问题都在被一个一个解决。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学习和磨合的过程。这和当年外企进中国一样。”骆金星曾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