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深圳市委、市政府首次以高规格的专门会议形式，以出台一系列配套服务、扶持政策的积极姿态，向全世界表达了鼓励有条件的深圳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去赢得市场和尊重的雄心壮志。

       此次会议必将成为深圳在“新的起跑线”上有里程碑意义的奋力一跃。因为深圳今天“走出去”的“王牌”，已经从过去“大无畏的勇气”，变成了适应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走出去”的目标，也已经从设立境外“窗口”公司，开展一般贸易和对外劳务合作等低层次、低水平，转变为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开展跨国经营，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化解“四个难以为继”等发展瓶颈的高端领域。

      如果说过去20多年里，“引进来”和培育本土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如今，“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赢得市场和尊重，将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回顾历史，深圳“走出去”的经历可以追溯到刚刚对外开放不久的1983年，而且20多年来这一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到去年底，全市共有经批准设立且运作正常的境外企业和机构近400家。遗憾的是，早期的“走出去”尝试，教训远远大过收获。

      以今天的认识水平来评判早期的失败，问题显然出在我们“走出去”的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或者说“核心竞争力”不强。

      所谓“核心竞争力”，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知识产权；其二，是否具有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规则的商业价值观。

      在以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为主要目标的改革开放早期，要求我们的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知识产权，显然有些苛求。就是学习掌握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规则的商业价值观，也需要一个过程。

     20多年来，中国企业建立了有中国发展阶段特色的商业模式：谁更有办法控制成本，谁更有能力做大规模，谁就能在商业竞赛中胜出。把土地、资金、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成本压到最低，支撑起庞大的生产线，通过价格战击败对手获取微薄的利润，是“中国制造”崛起的无奈路径。看似成功的商业模式又孵化出同一层次的商业价值观：即在追逐利润的最高准则下，既有勤俭实干等值得光大的精神，也有对资源环境价值的漠视，对员工福利和就业保障的轻慢，对法律和监管钻空子的心理，对“办事找熟人”和“花钱摆平”信条的尊崇等等“潜规则”。

      以这样的“商业价值观”“走出去”，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西班牙“烧鞋事件”，俄罗斯驱赶中国商人  风波，明基西门子破产饱受道德谴责等等。凡此种种，凸显出的都是我们不成熟的商业价值观在参与国际竞争中的矛盾和蕴藏的风险。

      近年来，中国社会在如何看待企业和企业家的问题上，社会价值评价体系正在发生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并正在引导企业商业价值观的演变。企业只有逐步养成符合现代社会进步需要和国际尺度的商业价值观，“走出去”才可能被打上在全球范围内被认同受尊敬的“中国烙印”。

      欣喜的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深圳在“核心竞争力”上的积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据有关部门统计，高新技术企业正在成为深圳企业“走出去”的龙头，其中，华为、中兴两公司历经10年，目前已分别在世界各地设立了80多个企业和分支机构，产品进入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从海外机构数目、海外业务比例、海外经营业绩来看，这两家公司都初具跨国公司的规模与实力，他们“走出去”靠的就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知识产权和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规则的“核心竞争力”，成为我市开展跨国经营的成功典范。此外，我市还有很多企业同样在国际化的运作中发展壮大，而且民营企业正在成为其中的主力军。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从整体上说，全市像华为、中兴这样具备较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还不是很多，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市场竞争，今后的“走出去”之路同样不会平坦。因此，我们绝不能盲目乐观，更不能陷入为走出去而走出去的误区。实施“走出去”战略，要通过国际化经营，拓展深圳发展空间；通过跨国交流，与跨国公司合作，促进深圳经济增长方式真转真变，探索资源紧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要让市场成为决策依据，企业成为决策主角，政府主要是做好参谋、做好服务、做好协调、做好指导、做好监管。

       “走出去”无疑会为深圳的发展打开一片广阔的新天地，但学会“走出去”，不断增长“走出去”的本领，不断提高“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也是需要深圳的政府和企业永远学习的“大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