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是中国鞋类企业不服欧盟对中国产皮鞋实施反倾销裁决的最后诉讼期限。然而，令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涉案的１２００余家中国企业中，仅有四家向欧盟法院正式递交了反倾销诉讼。这意味着在自今年１０月起的为期两年时间里，所有出口欧盟的中国产皮鞋将被苛以16.5％的反倾销重税。

      中国千家皮鞋企业为何最终放弃诉讼权利？

      千余企业仅４家提起反倾销诉讼

      今年１０月７日，欧盟理事会宣布对中国产皮鞋征收１６．５％的反倾销税，为期两年。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鞋基地之一，这一裁决对中国鞋业影响巨大，而作为中国皮鞋主要出口地的广东、浙江、福建三省更是首当其冲。今年上半年，仅杭州海关就受理了629家输欧皮鞋企业的业务，出口皮鞋总数为1.59亿双。

      受欧盟委员会反倾销调查影响，今年上半年中国鞋企接单量明显减少。欧洲一些进口商自今年4月欧盟开征临时关税后，或要求我出口企业承担部分税负，或逐步缩减在华订单，转而投往印度、印尼、泰国等周边国家。

      在外贸大省浙江，企业接到的欧盟订单比去年减少三成左右，规模较小、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厂商被迫退出欧盟市场。宁波海关有关人士分析指出，随着欧盟临时反倾销关税的逐步提高，今年7、8月份浙江对欧盟皮鞋出口增幅出现大幅下降，同比只微增了1.4%和0.34%。浙江是中国的制鞋大省，每年出口近10亿双鞋，占全国的1/6，金额达到20亿美元，欧盟是浙江鞋最大的出口市场。

      根据规定，中国鞋类企业如不服欧盟理事会的初裁，可在１２月１６日之前，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由于切身利益受到了严重影响，反倾销政策出台后，不少企业纷纷表示，不排除拿起法律武器以维护自身权益。大连和广东的一些企业还自发组织了“欧盟对华鞋产品反倾销应对联盟”，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并就相关法律程序征询律师意见。

      10月23日，中国最大的民营制鞋企业――温州奥康集团率先宣布，聘请“反倾销第一律师”蒲凌尘向欧盟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欧盟征收中国制鞋企业16.5%的反倾销税不符合欧盟的相关法律。并于最近正式将诉状递交了欧盟法院。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的举动最终却应者寥寥。截至目前，受反倾销影响的1200多家中国涉案企业中，只有温州泰马、广东金履和广东万邦等3家企业跟进并提出诉讼，整个行业出现了集体沉默。作为我国鞋类生产出口大省之一的福建省，近300家涉案鞋企集体放弃了诉讼。

     三大原因导致中国鞋企放弃诉讼

      据记者了解，不参加诉讼的企业主要出于三种原因，一是由于供应商调整了订单方向，中国鞋企不再将欧洲作为主要出口地，鞋企无力争取回这部分订单，或改做其他国家订单或者转攻内销市场。二是应诉反倾销调查的企业的生产重点已经转向非征税鞋类，没有必要花费精力进行诉讼。第三种则是考虑诉讼时间长、手续复杂、风险高、耗费人力财力大，担心得不偿失，此类以中小企业为主。

      据业内人士透露，诉讼时间太长、费用太高是多数鞋企放弃上诉的主要原因。北京鑫诺律师事务所著名涉外业务律师朱崇坤说，放弃应诉的大多是中小鞋企，他们对外出口数量和市场规模都很小，而要应诉却要面对举证、调查等繁杂的程序并付出高昂的诉讼费，有的企业诉讼花费甚至超过了可能赢得的利益。由于欧盟法律并未对审理时限作出明确规定，加上举证责任、调查等程序繁杂，诉讼至少需要两年甚至四五年才能有结果，极有可能制裁已经结束，而法院诉讼结果还没出来。而无损害抗辩诉讼费用低的大概几十万元人民币，高的可能达到200万元人民币，聘请律师、整合材料等都需要资金投入。因此，即使最后胜诉，欧盟赔偿的费用可能还不及诉讼费及其他费用。比如原本准备抗辩的泉州富贵鸟公司仅在起诉准备阶段的律师费用就达100万元人民币，无奈之下，在最后期限选择了放弃上诉。

      一个悬而未决的反倾销指控，就让上千家中国鞋企“吓”了回去。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斩钉截铁：“我们不能轻易让欧盟这种不战而胜的企图得逞。”他说，“不管这场官司的输赢，对中国制鞋业来讲，输了也是赢了，赢了更是赢，即使输了，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果欧盟不来，其他国家还会来，毕竟我们加入WTO时间比较短，对国际游戏规则不是很懂。这次哪怕输了，下一次其他国家来，我们至少会知道该怎么做。”

     积极应诉是一次企业的主动“体检”

      不少外国专家对奥康的行为持支持态度。“中国皮鞋企业起诉欧盟这件事情非常好。因为从企业来说，它享有这个权利，如果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可以寻求法律上的援助，这也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纠纷中更加趋于成熟，我个人非常赞赏这种做法。”欧盟智库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皮埃尔·德福安(Pierre Defraigne)表示。

      欧盟驻华大使赛日·安博 (Serge　Abou)一个月前也曾表示：中国一些鞋革企业决定采用法律手段，到欧洲法院起诉欧盟的反倾销举措，是非常正当的行为，对此他表示理解和赞赏。

      温州另一家准备向欧盟提起反倾销诉讼的企业――泰马鞋业也同样聘请了蒲凌尘为代理律师。企业董事长廖跃表示，不管官司是赢是输，中国的鞋产业都应该站出来在另一层面的法律程序中继续据理力争。“只有在法律程序中正面应对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中国皮革协会副理事长苏超英表示，鞋企起诉欧盟的胜败结果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通过上诉在国际上表达中国企业的声音和积极的姿态，表明中国鞋企已经具备了通过法律渠道进行申诉抗辩，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另外，企业还应该通过申诉争取到欧盟成员国内的相关鞋类产品零售、批发、进口商的支持，提前做好两年后欧盟复审的准备。

      而朱崇坤虽然对绝大多数企业因为费用问题放弃诉讼表示理解，但他同时表示，只要积极抗辩，哪怕不能彻底胜诉，也很有可能为企业赢得更低的反倾销税率，而若放弃，欧盟16.5％的反倾销税将板上钉钉。他建议，面对这些难题，这些中小鞋企完全可以联合起来，共同聘请律师团队进行积极应诉，通过分摊极大降低诉讼成本。

     发生在入世保护期结束之际的这一反倾销诉讼被认为是过渡期结束时刻的最后一辩。奥康聘请的有“反倾销第一律师”之称的蒲凌尘认为，要在这样的官司中胜出并不容易，难点在于要证明两点：一是欧盟对中国皮鞋反倾销的立案、调查和裁决过程中，都存在与WTO规则和欧盟反倾销法不符的缺陷。二是要能够证明奥康是按照市场经济运作，有资格获得市场经济待遇。

      蒲凌尘认为此案的要点有三：一是非抽样企业在反倾销调查程序中如何判定“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欧盟反倾销条例》关于抽样的第十七条规定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条款。而根据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第二条规定，要求对每一家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都要做出审核。但欧盟只抽取10家，既做倾销调查又做“市场经济地位”调查，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二是从损害认定的角度来讲，欧盟也没有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审核损害的因果关系、损害的数据计算、采取的幅度、基础和所取得的数据都有问题。三是程序上的问题，欧委会在整个调查程序中并没有向奥康或其他任何非抽样企业做出过关于“不审核市场经济地位”的书面解释，这让企业在此过程中不知所措。

      朱崇坤律师指出，反倾销诉讼看起来是坏事，但反过来也可以暴露出制鞋企业自身的诸多问题，比如有没有完善的财务记录，有没有按照欧盟要求，对出口的每一批产品进行价格、成本记账等等。

     他说，只有那些长期规范经营的优秀企业，才可能禁得起反倾销诉讼的考验。它要求企业产权明晰，不受政府控制，自由决策采购生产要素；会计规范记账，实行独立审计；成本、资产价值不受非市场经济因素扭曲；企业的经营性和持续性受《公司法》和《破产法》保护等等。朱崇坤认为，如果积极看待反倾销的话，它应该是欧盟对中国企业在管理和财务制度上的一次“体检”，而积极应诉则是主动接受“体检”。（完）